一、研究背景
目前，公共政策的争论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主要的领域：疫情、经济复苏以及气候变化。伴随着各种行动遏制疫情扩散，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动经济复苏。同时，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以来，绿色债券市场的急速发展已经重塑了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也并没有彻底改变绿色债券的增长势头。全世界多数国家都达成一个共识：目前对政策制定者的挑战是如何在疫情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同时推动绿色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达成巴黎气候协定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以内。因此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两部门DSGE框架来探究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环境目标的影响。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绿色经济政策”，包括绿色货币政策(如“绿色量化宽松”)及财政政策，以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所以本文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什么类型的复苏政策能够尽量不刺激污染排放？
(2) 实施这些政策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3) 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如何受这些政策的影响？
(4) 是否存在最优的政策？
(5) 低碳转型是否会在短期内降低经济发展水平？
二、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DSGE框架研究绿色经济政策，代表性家庭的效用由劳动和消费决定，家庭会同时消费绿色和非绿部门的产品，也同时为两部门提供劳动，消费和劳动各自是不完全替代的，且家庭消费绿色产品会得到政府补贴。家庭拥有银行，当银行(有一外生固定的概率)破产，家庭会得到的返还为其净资产。
本文的企业部门为一个两部门(绿色低碳部门和非绿色部门)模型。政府的疫情纾困会促进两部门的就业，同时也要兼顾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两部门的都企业的生产投入要素包括资本与劳动。只有非绿色部门会排放污染(温室气体)，其全要素生产率会受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水平的损害(基于Heutel, 2012形式)，企业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减排，总的污染排放包括国内的非绿色部门排放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排放量，政府的环境政策为对非绿企业的排放征收碳税。绿色部门的企业部门形式与标准RBC模型设定一致，且绿色企业会得到政府的利息补贴以降低融资成本。
银行部门接受家庭存款，并向企业提供贷款。由于银行有固定的概率破产，则企业的价值为其续存价值和清算价值(净资产)的期望，银行可能从其资产中转移一部分价值，因此银行的续存条件为其期望价值不低于其可能被转移走的资产价值。银行部门的资产包括两部门的贷款，以及政府债券，这些资产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的关系。非绿部门的贷款会被征收隐含的碳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绿色量化宽松”的政策向绿色部门提供额外的融资。
全部公共政策包括向家庭部门征的工资税、碳税、向绿色部门的利息补贴，以及绿色消费品补贴。
三、动态模拟
首先，本文模拟实施一个强度为1%GDP的绿色量化宽松，此时会增加绿色部门的贷款，这相当于增加了对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因此，绿色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抑制了消费需求，此时会使得向绿色部门的贷款变得更昂贵，因此银行向绿色部门的贷款利率会上升。如果提高1单位的碳税，则会立即降低排放及环境温室气体含量，这对非绿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改善作用(污染的负外部性减轻)。此外，碳税会降低绿色部门的相对生产成本，对绿色部门的贷款收益会上升，进而提高绿色部门的贷款，从而提高绿色部门的产出。如果向银行的非绿色信贷征收(隐含)同等强度的税，效果与对企业征碳税结果相似，但后者政策效果更强。因此，对银行实施绿色经济政策，能够促进绿色部门的扩张，但效果往往是相对不足的。
在不同的绿色财政政策的效果比较方面，政策工具包括对企业的碳税、对银行非绿贷款的税以及绿色消费补贴。相比较而言，绿色消费补贴对提高绿色部门的消费与降低非绿色产品的需求效果最强，对企业的碳税次之。
其次，在绿色复苏的背景下，分别对灵活工资和固定工资(与法国的现实吻合)进行分析，本文用正向技术冲击来刻画疫后经济恢复过程。在面临正向技术冲击下，非绿部门的扩张效果更强，因此会导致绿色产品相对价格上升、需求下降，从而提高污染。此时在各种政策中，碳税的减排效果最明显。而在面临工资刚性情况下，碳税会提高总消费，从而可能改善家庭福利。而绿色量化宽松在灵活工资和固定工资下表现不一致，在灵活工资下，绿色量化宽松政策几乎无效，而在固定工资下对绿色部门的贷款提升很大，对降低排放方面效果很弱。
再次，本文给予消费偏好与福利分析对各种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在正向技术冲击下，政府实施绿色消费补贴政策，当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度越高，绿色消费补贴政策越能提高绿色消费与总消费，以及带动绿色部门的扩张。但随着偏好度进一步提高，这种对政策效果的“边际改善”会降低。而在福利效应分析方面，碳税与绿色量化宽松政策总是会降低福利，消费者绿色偏好越高，则这种负效应越弱，这是因为绿色量化宽松会提高绿色产品的相对价格；绿色消费补贴与非绿贷款税则相反，在消费者绿色偏好比较低的时候，绿色消费补贴与非绿贷款税能改善居民福利，当消费者绿色偏好足够高时反而会降低居民福利。因此，在绿色消费意识比较低的情形下，对非绿部门贷款征税以及绿色消费补贴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最后，本文先对灵活工资和固定工资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绿色量化宽松和碳税在灵活工资下更有效，这是因为灵活工资下非绿部门工资下降，绿色部门上升，促进了家庭劳动选择和消费偏好的改变。而在对非绿色贷款进行征税及对绿色贷款补贴的效果对比上，绿色贷款补贴的效果总体要弱于对非绿贷款征税。当假定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把其融资投资一部分在绿色产品和非绿产品生产，在绿色量化宽松政策下，当企业部门投资更多绿色资本时，绿色量化宽松对绿色部门的负面效果要更明显。这意味着绿色量化宽松会因为提高了绿色产品的相对价格而产生负面效果。
四、结论政策启示
首先，本文发现绿色量化宽松对绿色行业不利。直接对非绿部门企业征收的碳税是减少污染的最有效工具。碳税、对非绿贷款的隐含税和绿色消费补贴等工具都对绿色部门有利。对银行非绿贷款征税比对绿色贷款的补贴更有效率。
其次，绿色经济政策对绿色部门的边际效应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即当消费者开始养成购买绿色商品的习惯时，边际效应最为明显。然而，当绿色商品的偏好逐渐提高时，绿色政策的边际效应仍然是正的，但会降低。因此，绿色货币和财政政策应当与推广绿色消费习惯、培育绿色消费意识进行搭配，以改善政策效果。
此外，若绿色产品与非绿产品的可替代性越高，环境政策效果会更好，因此政府应当提高绿色产品的可得性，使得消费者更容易选择绿色消费方式。
原标题：文献分析 | 绿色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谁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