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资委网站消息,近日,中国电建设计施工总承包并承担运维的孟加拉国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正式移交,进入1年的运维期。这样一个旧主题的“走出去”污水处理项目,如果结合我国环境产业的历史来看,就有很多新的故事情节可说。
01 在孟加拉创造多个环保记录的污水处理厂
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中国电建旗下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于2017年8月1日正式开工,中国电建所属成都院承担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和1年运维期等工作。
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厂外污水提升泵站、污水输送干管、污水处理主厂区(50万吨/天)以及污泥干化焚烧系统(处理量580吨/天)。
项目的成功建成,创造了多项记录: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是南亚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单体污水处理厂、孟加拉国第一座现代化污泥干化焚烧厂和孟加拉国第一座也是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大型污水处理厂。同时是孟加拉国境内第一次在同一个污水处理厂区内将污水处理厂和污泥焚烧厂同步建成投运,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喷雾干化+回转窑焚烧工艺”技术和设备也第一次在海外建成投运。
作为孟加拉国内重要的民生项目,该污水厂建设期间为当地提供1000个就业岗位;投运后每天可以处理达卡市区近500万人口的生活污水,大幅度改善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水环境污染现状。
这个项目中也有环保民企的身影:2017年1月,浙江环兴与北京国环清华设计研究院一起,与中国电建签署了污泥焚烧系统EPC合同。污泥处置规模超过500吨/天,项目总投资过亿元,这标志着我国环保装备在海外新兴市场的重大突破。
02 和“基建狂魔”结伴出海或独立开展业务
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代表了一种比较典型的环保企业“走出去”的市场开拓方式,即跟随中字头总包公司一起“走出去”, 和“基建狂魔”结伴出海,通过承接中电建、中铁、中建、中机、中能建等央企海外项目的环保部分实现。
这些年比较出色的有脱硫脱硝、烟气除尘领域的龙源环保、龙净环保、清新环境、菲达环保等。基本模式是由海外业主投资和运营,由中国承包商承建EPC,脱硫工程为电站EPC工程的其中一部分。
根据截止2019年的统计,龙净环保在“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设计、供货并协助建设了96个燃煤火电厂配套废气治理项目,燃煤火电项目总体装机容量达20000MW以上,协助“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解决燃煤火电厂烟气除尘、脱硫、脱硝等污染治理问题。
清新环境也非常重视海外业务开拓,曾先后在巴西、土耳其、中国台湾、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履约过11台套,共计约5720 MW的燃煤电厂烟气治理项目。为持续发力海外市场,输出绿色技术,公司专门组建了国际业务专门团队。目前公司正在履约印度两个脱硫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约9亿元,已储备的海外项目也正在有序推进。
龙源环保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六个国家也有十多个烟气脱硫项目正在建设或已投入运营。
此外,大型央企的海外部分自身也在积极拓展环保相关业务。
如中国能建旗下的葛洲坝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典型项目有巴西圣洛伦索供水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9亿美元,设计供水能力41万吨/天,是巴西近20年来最大水务工程,于2018年7月正式商业运营。中国能建葛洲坝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完成对巴西圣洛伦索供水项目公司100%股权收购,以项目公司为经营主体,负责后续尾工建设和项目运维。
再如,在海外业务中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中国公司承建的中白工业园位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园区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倡导并亲自推动的项目,是中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和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也是中国在海外面积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贸合作区。
园区总占地面积117.6平方公里(其中已开发一期8.5平方公里)。中工国际全面负责园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其中市政工程包括道路交通工程、供、排水工程、热力工程、电力工程、燃气和通信工程等。公司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节能环保的新型高科技产业园区,总体规划中保留了园区现有居民点和生态保护区,各项环保设施齐全,使园区达到了生态城市的标准。
另外,由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的孟加拉帕德玛水厂项目是中孟两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要民生项目。该项目是孟加拉同类项目首次采用中国标准进行建设,是对中国“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的最好诠释。
该项目位于孟加拉达卡市郊,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建造一处取水泵站,一座日处理能力45万吨的净水厂,一处加压泵站、二路高压线架空线及总长33公里的大口径输水管线。工作范围包括设计、供货、施工、安装、调试、培训等。项目有效地提升孟加拉达卡市地表水源供水系统的能力,惠及约300万当地居民,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洁的地表饮用水。
在委内瑞拉、苏丹、菲律宾、蒙古、斯里兰卡等国,中工国际也承担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净水厂、污水处理厂、管网、泵站、调水项目等。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成股份在国内外环保科技、系统成套、非金属复合材料制造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工程实施经验。
除环保项目投资外,中成股份还为工业和市政客户提供三废处理和资源回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涵盖从前期可行性研究、工艺包基础设计到详细工程设计、设备制造、材料供应、安装施工、调试开车以及运行服务的项目全生命周期。典型案例如比利时安特卫普危废集中处置中心项目,承建了7条危废焚烧线,总产能26.5万吨/年,各项排放指标均优于欧盟标准。
中技公司则在通过一些清洁能源项目,推动中国资本、标准、管理、技术、设备“走出去”,扩大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在环地中海和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提高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典型项目有波黑伊沃维克84MW风电项目和阿尔及利亚25MW光伏电站项目等。前者由中技公司、电建海投与当地业主联合投资,中技公司负责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波黑最大的新能源发电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波黑投资建设的最大能源项目;后者为阿尔及利亚第一个商业运行的光伏电站项目,也是中技公司在阿尔及利亚电力市场的第一个项目、在海外的第一个光伏电站EPC项目。
中国环保公司也会通过参加海外展会及其他活动,直接去面对海外市场,去目标区域拜访当地的客户,介绍自己的服务与产品,参加当地的项目投标或者通过目标市场的中介、顾问进行市场拓展。
不过,具有这种开拓(冒险)精神的环保公司依然存在,星星之火从来没有熄灭。
如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践行者的博世科,依托自身在废水资源化利用和超低排放关键技术、二氧化氯体系核心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目前已基本实现东南亚国家业务的全覆盖。
2016年,赛诺膜经严苛产品中试验证,成功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West Basin 再生水厂。其膜产品也曾应用于新加坡Chestnut切斯纳特饮用水项目。2019年超滤产品、反渗透产品进入印度市场,2021年,还打开了印尼市场。
2017年,中国水业集团旗下的新中水公司获得了雅加达TPST填埋场的营运权,进行填埋气发电业务。
2019年,康恒环境与中投公司、法国国家投资银行、夸德国际在巴黎爱丽舍宫签订《可再生能源开发平台共建合作协议》,四方协议搭建的合作平台,将致力于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中的垃圾焚烧发电及其他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首批锁定近20亿欧元项目。
2021年,中冶长天海外项目团队直面海外疫情的挑战,逆行出征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统筹开展项目经营和现场建设,确保了各海外项目顺利推进。未来,中冶长天将始终坚定“走出去”的决心与信心,继续紧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大力深耕马来西亚、越南、土耳其、巴西等重点市场。
中国天楹则在越南和印尼均有垃圾焚烧项目入手。2019年2月22日,中国天楹与中国一冶承接越南河内4000吨/天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发电功率达75MW,项目总投资约21.4亿元人民币。该项目为全球第二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是越南重要民生项目之一。凭借强大技术积累与管理经验,为世界绿色“一带一路”的筑就贡献中国力量。
2021年11月12日,中国天楹和印尼PT Aka Sinergi集团组成的联合体,承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首都特区南部服务区垃圾处理合作项目。该项目负责处理雅加达首都特区南部服务区的垃圾,处理规模为1500吨/日,项目期限自商业运营日起25年,处置费价格476000印尼卢比/吨(约人民币214元/吨)。
另外,华电科工在越南,云南水务在东南亚,浙能锦江在泰国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03 中国的龙头可否是世界的龙头?
根据海外目标市场的需求,我国环保产业“走出去”的业务领域,从最初的环保设备供应,逐步延伸到大气治理领域、供水领域、污水处理领域、固废处理领域,同时,服务内容也从设备供货安装逐步发展到EPC工程项目、BOT投资项目及整体并购项目。
总体来说,中国的环境产业单独走出去的比较少,大都依附于其他的工程项目,作为工程项目配套的手段出去,只有一部分公司在独立拓展。但是,环保领域的龙头公司,如北控、光大环境、三峰环境等已经开始在海外市场具备独立的影响力,并引导当地市场的技术和标准。
2011年11月3日,北控水务与马来西亚能源、绿色科技及水务部签定合同,负责建设吉隆坡Pantai第二地下污水处理厂,项目合同金额为25.48亿港元。该项目2015年7月投产运营,2017年7月结束两年的委托运营期转交马来西亚政府。
Pantai第二地下污水处理厂项目是北控水务首个海外污水处理项目,同时也是国内水务企业鲜有获得的海外大型水务项目。
另外,作为新加坡首家投资水务的外国企业,北控水务还投资建设了新加坡樟宜II新生水厂项目,水质不仅满足新加坡新生水水质要求,且优于新加坡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饮用水标准。为了加速欧洲业务布局,北控还曾于2014年收购了威立雅水务的葡萄牙业务( CGEP)股权。
固废方面,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了德国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商E.ON Energy from Waste(EEW)。
自2013年“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带来“出海”便利之后,光大也迈出了海外市场的步伐。2016年,光大国际以1.23亿欧元收购了波兰最大的固废处理公司NOVAGO,成为当时中国在波兰最大的投资项目。
越南芹苴垃圾发电项目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2017年6月30日,项目正式开工,预计2018年12月正式投运,投资4700万美元,合同经营期为22年,核心技术装备皆为光大自主研发产品。随即,光大又中标越南顺化省垃圾发电项目。
2017年9月,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莱比垃圾发电厂正式投运,这是非洲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个项目由埃塞俄比亚政府投资1亿美元兴建,由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项目采用的也是光大国际的自主技术和工艺标准。
除了光大国际,三峰环境在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输出方面也是佼佼者。
2013年,印度最大的环保公司隆企集团赢得印度首批垃圾发电项目,采用的正是三峰环境提供的设备和技术方案。
三峰环境已向美国、印度、德国、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越南、巴西等国供应20多套垃圾焚烧设备。此外,三峰自主设计和生产的焚烧炉以及渗滤液膜处理装备成功返销德国。
历数完这些年里,我国环保公司向发达国家出口技术、产品,投资、收购运营项目的事件,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我国顶级好的环保公司偶尔为之。不过这依然代表了我国环境产业的光荣与梦想。
04 “雁行理论”
在学术界,有一种现象叫作“雁行理论”——20世纪中叶,日本人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崛起。这一理论最近被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重新提起,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公民。
林毅夫研究的是东亚国家在20世纪快速工业化成功的原因。这一理论将制造业企业的行为比作雁行模式,它们会根据成本和需求的改变,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产品转换为另一种产品。
日本的企业家浪潮催生了中国台湾的企业家浪潮,后者又催生了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浪潮。画一张随时间变化的竞争力图示,波浪形成一系列倒置的“V”,这是迁徙的大雁的飞行模式。
这一方式表明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生的现象,而是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连锁反应。
“雁行理论”从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开篇提到的信息,为什么现在孟加拉建成了南亚地区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因为制造业在这些地方开始生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从世界其他地区涌到了这里,以及很多的“一带一路”国家。
对于发达国家的环保项目,中国环保企业在技术标准、运营记录等方面存在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障碍,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西、印度、南非这类新兴经济体,包括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越南、孟加拉等国的环保需求我国环保企业能较好地满足。
目前我国环保产业“走出去”的市场区域主要位于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并逐步向非洲、拉美等地区扩展,其次是富裕中东国家。
工业化使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对于南亚、非洲国家来说,要完成我们曾见证过的中国实现的转变,也必然会遇到我们曾遇到的环境污染问题,这是工业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城市化的一个无法摆脱的副产品。
05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像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一样,一些环保“走出去”项目是基于我国的政府贷款,这似乎也是一个轮回,仿佛是30年前发生在我国的事情,换了一个时空重新上演。
自八十年代末开始,迫于水污染控制及资金短缺的压力,我国开始引进国外贷款项目。2000年之前集中建设的一批污水处理厂很多是采用发达国家的国外贷款及赠款项目,大部分是世界银行贷款或奥地利、德国、丹麦等国政府贷款。根据贷款条件,工艺均经过投标由中标的国外咨询公司提出,设备基本全部进口。
甚至2000年以后建设的一批大型污水处理厂关键设备仍采用进口设备,如离心机式鼓风机、离心机式脱水机、潜水泵、搅拌器、罗茨风机等等。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设备的国产化都是业内的呼声。
根据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凯军教授介绍,由于国际政治背景,我国初期污水处理项目成为国外贷款的首选,国际贷款历来与技术的绑扎引进密不可分,是国外产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口。
设备方面,进口设备价格一般是国产设备的4——6倍,进一步加大了城市污水厂建造成本。进入九十年代后,西方国家的污水处理率已达到80-90%以上,建设市场需求萎缩,在技术上已经失去了创新动力。随着国际贷款项目越来越多,各国技术公司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突破口,在这一期间与贷款项目资金相伴而来,采用各自国家的成套设备及主导工艺技术进行捆绑输入,各种技术工艺也纷至沓来。
2000年左右,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有90%来自于各种国际贷款项目,技术和设备市场基本被国际各大公司所占领,各大城市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普通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SBR法、AB法等工艺。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与工艺处在同一水平上,而当时我国的国民总产值远远低于上述国家,投资和运行费用相对高昂。城市污水处理大部分工艺的平均投资在2000元/立方米污水以上,投资运行成本都大大超出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
与此同时,在国外成熟技术冲击下,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技术研发体系七零八落,而技术研发与设计咨询的连接也中断了,在行业里面还形成了对国外技术盲目崇拜的现象。
不过,我国的“走出去”环保贷款项目,虽然跟当年“引进来”的贷款项目看起来很相似,本质上却有很大不同。我国毕竟刚刚脱离“一带一路”上发展中国家现在的境况(20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贫穷程度要超过埃塞俄比亚和马里),而不是像发达国家进入我国时已经阔了好几代。
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薄弱,环境保护的需求十分迫切。同时这些国家又处在与中国相当的发展水平,相较于高标准、高成本的欧美环保技术设备,物美价廉的环境产品以及服务更具有适用性。但是如果要与进入中国的外企比,我国走出去的环保公司的状况是“头出去了,身子还没出去”。这也是和老牌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
06 环保行业,外企不香了?
曾经外国公司在中国环保市场上很是光鲜,不光是威立雅、苏伊士这样的巨头,还有很多供应技术、工艺、设备产品的公司,在国人心中都代表着权威、专业,是很多人心目中美好的彼岸,是将来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然而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环保外企已经褪去光芒走下神坛,失去了往日的鄙视链顶端位置。
这一切到底是如何悄然发生的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几乎所有产业都属于百废待兴,在发展的绝对水平上都属于刚刚起步,环保行业更是如此,甚至还要落后更多。而此时外企已经经历过上百年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几乎在任何行业都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比如威立雅、苏伊士进入中国时,都已经有了一百年以上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这些外国环保公司,不管是投资类、运营类、咨询类还是技术产品类,他们在理念、体系和技术上都值得学习,从它们那里,的确能学到先进的理念、技能、技术和管理水平。
今天环境产业里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
第一,本土的环境人和环境公司逐渐崛起了。中国巨大的环保市场孕育了他们,他们的确更懂中国市场和中国客户。此时外国环保公司的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就被削弱了。
第二,中国的经济、社会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最根本的,不言自明的力量。外企的技能并没有变差,甚至可能变得更厉害了,但他们的重要性就被削减了。外企当年的崛起和今天地位的下降其实是中国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
在国内巨大市场的大背景下,本土环保企业的创造力得到有效释放,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越外企了,最典型的莫过于膜相关企业,包括膜材料制造、膜应用,中国企业已经不再是跟进者的角色。
当然,并非所有的环保外企都在失去吸引力,和一些金字塔尖的外企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很大,但正如E20环境平台傅涛董事长在《听涛》节目中所表示的意思,在环境系统服务方面,中国企业走在了前面。
他说:我们的环境设施的建设是滞后于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高峰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真正的高峰其实是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在城市真正发展了,经济发展了,环境问题突出了,开始治理。所以,外国有很多的经验。
这经验的积累,有一种类型是全世界通用的,就是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以前对我们有优势,所以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资,就是卖设备的、卖技术的。当时是很好挣钱的,造就了他们也造就了宜兴。中国的宜兴在市场上崛起也是仿制最早一批引入国内的这种设备而产生的。
比如来自法国的得利满,当时是个技术公司,它不光有设备还有成套技术。它有个系统,那时是计算机控制的,太先进了,我们的设备远远落后。它的反冲洗是带程序的,是PLC的后台控制的。所以,早期进入国内市场的很多外国技术设备,在当时就是很神秘的东西。
随着中国宜兴们的兴起,到后来桑德们的兴起,桑德们就是做工程的,做技术的。九十年代开始,桑德、太平洋等一批国内优秀的技术公司开始照猫画虎,越画越熟,画得比老师还厉害,当然就会产生竞争。国外的技术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走不动了。
再后来的一场场风云变幻,中国的环保市场上,外企就逐渐退居更次要的角色,舞台交给了中国公司。
逐渐地,中国环保公司还走出国门,成了海外市场上的“外企”。当年进入中国的那些外企不但带来了环境技术,其实最早带来的还有特许经营的投资运营模式,只不过后来又退回到技术战场。那么,下一步国际市场上,这两个方向上我们会和它们怎么PK?
07 我们需要走出去的能力
在中国的个体、组织遍布全球,利益触角遍及世界的背景下,历史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时刻,世界全球化的中国时刻”。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来打量自身和这个世界。
作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力量的重要承载者,和平时期战略力量的重要投放器,中国企业在这个大时代,也迎来了发展的无限想象空间。中国的环保企业,也面临着中国市场之外的机遇,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确实也应该更好地输出环保技术、产品以及建设能力,更好地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为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周国梅认为,未来“一带一路”将是环保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或者主要国家的绿色化程度还远远不够,生态系统风险大、生态脆弱性和敏感性等问题突出,而我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覆盖面广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因此绿色“一带一路”能够给生态环保企业提供发展的机遇。
这并不容易。
但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率先通过创造价值2500亿美元的新发展机构(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重塑了全球发展机制。这是一个新的时机。
据希腊人的古老传说,“时机”为众女神之一,其角色有点像罗马人传说中的命运女神。从希腊诸神的谱图中可以看到,“时机”身上有展开的翅膀,手持天平,一副在世间主持公道的样子。奇怪的是,她前额有密发,后脑勺却光秃秃。意思是,谁不会把握时机,就只会摸到命运的后脑勺,等于拽不住命运。按哲人的说法,时机是决定性的关键时刻。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把握住决定性时刻至关重要。
我国环保产业起步较晚,相关设备依赖进口、治理技术借鉴国外,直到现在,行业整体仍存在发展瓶颈。与国外建立合作、“走出去”是一个吸收融合的过程,有利于环保产业的长远发展,使其向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靠齐。
时代一路走来,时代一路远去,环境产业不是沉浸在旧时光影的的产业,到了需要翻到下一页的时候了,“走出去”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页码。
中国是第一个在现代史阶段身处全球引领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随之而来的还有重塑发展的可能性。有一种说法,我们之所以被美国压制,是因为我们某些行业在冲击“头雁”位置。事实上,环保领域也能够出现这样的冲击者,在部分领域,比如垃圾发电——我们已经体现出优势,甚至工业废水等都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制造业发达的我们,有最难处理的工业废水市场。
也许,会有一代环保人的使命是让中国的本土环保企业成功“走出去”,像互联网领域的小米、Tik Tok一样向世界输出中国品牌和中国技术,而这条路注定任重道远。(注:原文有删改)
原标题:绿谷丨环保“走出去”:旧主题的新情节